1974年版 艺文印书馆《传书堂藏善本书志》、16册3函全、26公分*24公分*24公分、自然旧、书品近全品、轻微黄斑、白纸影印、此本为王国维先生手稿本上版、印量极少、此书乃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为著名藏书家蒋汝藻世代藏善本书所编撰的藏书目录。因藏书楼名为“传书堂”，故书名曰《传书堂藏善本书志》。 书稿基本按经、史、子、集分部，如四库全书分法，部各分目，不分卷次，书志中著录各书皆有提要，述版本源流及诸本异同，历时四年而成，堪称二十世纪重要的目录学与版本学著作。作为王国维的一项几乎占其研究成果的六分之一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著录了民国时期重要藏书家蒋汝藻所藏之宋元旧本、稿本和抄校本，以及一些重要的明人文集，更在于在其考订、编纂方法在学术上对后人的启迪。 王国维之作《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事起于1919年9月。王国维1909 年9 月30日致罗振玉函云：“蒋氏书先送来经部易类十四种。一汲古影宋写本《汉上易传》十一卷，附《汉上先生履历》一卷。此书自宋以来著录本均不闻有《履历》，现拟觅通志堂本一对，恐未必有也。此外元本《周易传义附录》，则经拜经旧藏。又有郑桐庵先生《周易广义》手稿(存下经卅二卦)，不分卷，无书题，但有‘郑敷教印’、‘士敬’、‘荥阳’诸印，行草极似朱子《论语集注稿》，四库存目中有此书四卷，殆有刻本欤？”(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296页。)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系此事于同年11月，恐误。先是，蒋汝藻于1917年延请吴县曹元忠为其藏书编目，然经年无只字提交。1918 年1 月1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今日访孙益庵，谈及吴门曹君为蒋孟苹编藏书目(月修五十元)，去岁不成只字，今年重申明约束，约每月至少作跋二篇，而至今仍无只字交卷。孟苹宋本无多，然明刻善本及钞校诸本约在千部以上，即使某君能每月交卷二篇，至十年后亦不过成四分之一。某君之事，明年断不能连续，即使连续，竟多增一人，于孟苹甚为有益，且工作能快意，薪水亦可增多。永意俟哈园明年事揭晓，当可与益庵谋之。好在我辈做事不肯素餐，此事在上海亦有人知之，此或有四五分成就也。”
按，曹元忠曾受业缪荃孙，尝受聘编纂内阁大库见存书目。孙德谦，字益庵，吴县人。因张尔田之介，王国维得与孙德谦结交，并曾为其《汉书艺文志举例》作《后序》。是时，北京大学屡屡高薪礼聘，但因政治理念上的歧异，王国维皆婉辞不就。另一方面，迫于生计，王国维又亟欲谋此编目之事，于是在1918年7月9日致信罗振玉云：“蒋处有公函绝佳，但稍俟之则某君必有定夺。孙君(指孙德谦)虽言某君(指曹元忠)办事之懒令人无可为力，然实与某君甚厚，而孙蒋亦甚厚，此时遽投公函，则孙君不免介意。若俟秋后某君事解决，以先生一函发起于外，而与孙图其内，则四面圆满，事亦易成。如某君仍旧，则助之亦佳。好在此事蒋君鉴于某君，现决无聘人之事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64页。）
后来曹元忠自己辞去了编目之事，王国维这才接任。王国维编纂书目，一般由蒋家派人用车按类分批送至上海王国维寓处。从现存王国维致蒋汝藻、蒋谷孙的信札来看，王国维的编校工作极为勤勉，与前任之行事，判若天壤，由此亦可见王国维之为人。1918年1月7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云：“永居上海二年，于此间社会情形乃稍详悉，无论公私皆腐败颟顸至无可言。如吴下曹君者，蒋孟苹延之校书，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王国维全集•书信》，第237 —238页。)。
王国维编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从1919年9月至1923年5月初稿基本完成，但直到1924年7月才最后交稿，历时将近五年（《王国维年谱长编》谓王国维编《密韵楼藏书志》历时二年余，误。）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谓“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于家，清稿在乌程蒋氏处”。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系完稿于1923年农历3月，当公历4、5月间。陈乃乾则云：“静庵为传书堂编藏书目录，甫成经史子三部及集部迄元末，忽奉宣统南书房之召，遂弃而北行。后孟苹商业失败，以书质于××银行，即据静庵所编之目录移交，故明人集部独留。其经史子三部中之最精宋本数种，亦为蒋氏截留。当时××银行点收之人非知书者，且以此为暂时抵押性质，故不注意及此。迨抵押期满，书为涵芬楼收购，亦即由银行移交。时传书堂善本书虽全部归于涵芬楼，而宋刻《草窗韵语》、《新定严州续志》、《吴郡图经续记》、《馆阁录》、《朱氏集验方》诸书独归他姓，而明人集部六百八十余种则别售于北平图书馆。”（《陈乃乾文集》，第9页。）
按，根据其他相关史料，陈乃乾之说恐不准确。1922 年7 月23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顷将尊藏《千顷堂书目》校于张刻本，以为录明人文集豫备，顷已校毕。其明人文集请饬车陆续送下，以便入录为荷。”（《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2 —323页。）1922年8月14日王国维致蒋谷孙的信中说：“前书录毕，乞遣车换书为荷。此次明人集中孤本不少，而危太朴《说学斋稿》(菉竹堂本)尽在通行四卷本之外，尤为秘罕。想明人集中如此者必多。”（《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26页。）197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传书堂藏善本书志》中也确已包括了明人著作，台静农先生在影印本后记中提到：“静安先生北京讲学犹携初稿往，时加改正。”盖王国维赴京时，书稿已经完成，只是部分内容后来还有修改补充。1923年4月16日王国维被命南书房行走，然因编目事延宕未赴，5月2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催促说：“至孟苹之目录，若急于告成，则轮船箱装寄京，亦无不便。”（《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4页。）5月7日王国维复信说：“此间蒋目已结束。”（《王国维全集•书信》，第565页。）不过，到王国维赴京后，蒋目仍未最后定稿。7月15日王国维在致蒋汝藻的信中说：“前月移居后，将尊藏明人集目排比一过，而尚有二三十种为《千顷堂书目》所无，其人亦不易考，无法位置。尊藏如有《明进士题名录》，拟检一过，如《题名录》无其人者，则可用《千顷堂目》例附于每朝之后，此书请与拙集一同寄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58页。）大概当时全稿虽已草成，但明人文集部分尚未交稿，还在继续编排，故在八月上旬致蒋汝藻的信中王国维又再次提到此事：“尊处书目明人专集已编排就绪，惟尚有二三十种无可归类，须检《明人进士题名》，若《题名》所无者，则置之每朝之后可耳。”（《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2页。）
到8月23日，王国维在北京文友堂购得明、清进士题名录（《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5页。），因此明人集部遂得定稿。除明人文集部分还在继续编排外，宋元部分也有修改。王国维在7月29日致蒋汝藻的信中说：“公之书目大致已修改完竣，惟宋元本诸种前在摘抄清本上已改一过，须两本参合，将来可将彼本所改者录入稿本乃完全耳。”（《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61页。）信中所提到的将两本参合，因当时所交稿与现存誊清稿之间有何差异并不清楚，因此难以详究。《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的修改定稿在1923年岁末，最后交稿在1924年7月。1924年2月6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吾兄春间恐尚不能北来，兄之书目去岁已修改一次，本俟兄去冬至都面交，兄如知有妥便可寄，望示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90页。）1924年7月中旬王国维致蒋汝藻信云：“书目二大包奉上。又《进士题名碑录》十册、魏三体石经拓本六张(此犹是去秋拓本，近拓太多，已有损字)，奉充邺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