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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私家刻书精品!清光绪13年三原贺氏传经堂《诗集传》(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蒹葭苍苍,白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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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私家刻书精品!清光绪13年三原贺氏传经堂《诗集传》(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311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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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熹
年代:清光绪13年
尺寸:30 × 19.3 × 8 cm
纸张:陕西产皮纸
函册:4册
品相:九品
清光绪十三年(1887)传经堂刻本《诗集传》八卷附辨一卷考异一卷,开本长宽:30*19.3*8厘米,四厚册全。陕西当地产皮纸精印,首有牌记,後有附辨,原装保存,品相极佳。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内容好。《诗集传》是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朱熹研究《诗经》的著作。《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诗经》共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在内容上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诗经》就整体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诗经》现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政治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历史、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周南中的《关雎》、《桃夭》,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秦风中的《蒹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诗集传》是宋代朱熹著《诗经》研究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今本8卷。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曾官至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年(1152年),朱熹授左迪功郎,初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为官四十八年中,先后任地方官九年,到朝廷任侍讲官四十天,官至直宝文阁待制,封婺源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兼秘阁修撰等职。朱熹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之沧州精舍,享寿七十岁。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谥曰“文”,累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从祀孔子庙。朱熹是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诗集传》,简称《集传》,共二十卷,为《诗经》的研究著作,南宋朱熹撰。
一般认为,《诗集传》是全面批判《毛诗序》的。但此书是朱熹《诗》学的代表作,是贯彻其《诗》学大纲的产物,居于《诗经》宋学的顶峰,仅用反《诗序》一点,并不足以概括它。朱熹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材,认为读《诗》应该“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诗集传序》)。他希望读《诗》者通过熟读讽咏、即文求义的文学方法,明白诗中有美丑善恶,从而警戒自己从善弃恶;明白诗中有三纲五常的“天理”,从而抑制自己情胜性动的人欲。
此外,朱熹反《诗序》而倡“淫诗”说,但他注《二南》诸诗却一遵《序》说,对《摽有梅》、《野有死麇》等情诗,也绝不斥为“淫诗”。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只有从其《诗》学大纲的角度来认识,才能理解。孔子说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周代举行乡饮酒、乡射及燕礼等仪式时,都要演奏《二南》中的诗歌。圣人既然已对《二南》作了明确肯定,其中自然不能有“淫诗”了。再者,朱熹也需要在《国风》中确立正面教材,所以他不惜置自己发现的“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之说于不顾,将《二南》中的情诗仍套上“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光圈。可以说,把握住朱熹的《诗》学大纲,是读通《诗集传》的关键。《诗集传》对注《诗》体例作了一些改革。首先,朱熹将每首诗前的《毛诗序》归并到一起,放在全书末尾,这就是后来单独成书的《诗序辨说》。撤去《毛序》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反《序》派学者那样,将自己的序放在每首诗前。而是将自己对全篇诗旨的分析,置于每首诗的第一章下面串讲章句的文字中。这样安排,体现了他要求读者熟读本文、即文求义,不要受任何注解(包括朱熹的注)影响的读诗方法,是十分切实的。第二,朱熹在每首诗的韵脚上(或者他认为是韵脚的地方),增注了叶(音xié)韵。叶韵是将原来读音不押韵的字,改为另一个音,以求押韵,这并不符合上古音的实际情况。不过朱熹增注叶韵的意图,“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朱子语类》卷八十)。可见他认为叶韵只是便于朗朗上口,是否符合古音则无关紧要了。这跟他以声得解、讽咏得义的主张有关,后人评价其叶韵说时,应当注意这一点。此外,朱熹在每首诗每一章下,都增标赋、比、兴。与《毛传》的单标兴体和只标首章的做法相比,这就更好地揭示了《诗经》艺术手法中的区别和联系,是《诗经》注疏史上的创新。第三,朱熹突破了《毛诗正义》“疏不破注”体例的冗长繁琐,借鉴《毛传》的方法,直接注经,引文不标明出处,省去许多文字。在章与章、篇与篇、《诗》与他书之间,凡关系密切而意思可省处均予省略,并注明互见体例,既能够简练扼要,又显得眉目清楚,较《毛传》更进一步。不过,他的注释有时过分简略,致使语意不明。不标出处的做法,有时也容易引起歧义。总之,《诗集传》以朱熹的《诗》学大纲统摄一切,诸如“淫诗”说、“思无邪”说、《风》《雅》正变说、《二南》说、乃至体例的改革等,无不依大纲而行。这些完全改变了汉人以《诗》为美刺、为谏书的传统,将理学的涵咏道德、修身齐家,作为读《诗》的最终目的,在当时确有其现实意义。二是版本好。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陕西三原贺氏传经堂精刻本,清代陕西私人雕版刻书兴旺,其中影响大的有三家。一是渭南严雁峰的严氏家塾;二是安康张鹏飞的来鹿堂;三是三原刘氐的传经堂。乾隆年刻印有《九畹古文》、同治十年刻印为《池阳吟草》、光绪17年刻印有《张子全书》,本书即为陕西三原贺氏传经堂刊刻的精品古籍。三是特大开本,皮纸精印。市场上偶有《诗集传》出现都是26厘米,本书30厘米,开本宏阔,用纸讲究,是清光绪山西当地产的皮纸,非常厚实,墨色浓郁,初刻初印,属于刻板完成时的特印本,是刊刻者赠送朋友和师长的,收藏价值极高。四是页数多,四册8厘米厚,品相非常好。还保持着清代原装,原装古籍百里挑一,难得一遇,对研究古籍版本和古籍装帧提供了非常好的实物标本。本书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著名哲学家朱熹注解,特大开本,皮纸精印,四册8厘米厚,原装品佳,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311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可读可赏可收藏可增值,是不可多得收收藏佳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增值潜力。
诗经名篇赏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国风•周南•关雎》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首诗。此诗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讲述了一个君子追求淑女的故事。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的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国风·秦风·蒹葭》是《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全诗三章,每章八句,描述了追求心中思慕之人而不可得的惆怅之情。
作者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把暮秋特有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浇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体现。东周时的秦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大部及甘肃东部。其地“迫近戎狄”,这样的环境迫使秦人“修习战备,高尚气力”(《汉书·地理志》),而他们的情感也是激昂粗豪的。保存在《秦风》里的十首诗多写征战猎伐、痛悼讽劝一类的事,似《蒹葭》《晨风》这种凄婉缠绵的情致却更像郑卫之音的风格。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节序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从下文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的“南国佳人”(曹植《杂诗七首》之四)一样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在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消殒马嵬坡后,玄宗孤灯独守,寒衾难眠,通过道士鸿都客“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仍是“两处茫茫皆不见”,但终究在“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山上找到了已成仙的杨贵妃,相约重逢于七夕。而《蒹葭》中,诗人一番艰劳的上下追寻后,伊人仿佛在河水中央,周围流淌着波光,依旧无法接近。《国风·周南·汉广》中诗人也因为汉水太宽无法横渡而不能求得“游女”,陈启源说:“夫说(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毛诗稽古编·附录》)“可见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即,加深着渴慕的程度。诗中“宛”字表明伊人的身影是隐约缥缈的,或许根本上就是诗人痴迷心境下生出的幻觉。以下两章只是对首章文字略加改动而成,这种仅对文字略加改动的重章叠唱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具体到此诗,这种改动都是在韵脚上——首章“苍、霜、方、长、央”属阳部韵,次章“凄、唏、湄、跻、坻”属脂微合韵,三章“采、已、涣、右、浊”属之部韵——如此而形成各章内部韵律协和而各章之间韵律参差的效果,给人的感觉是:变化之中又包涵了稳定。同时,这种改动也造成了语义的往复推进。如“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夜间的露水凝成霜花,霜花因气温升高而融为露水,露水在阳光照射下蒸发——表明了时间的延续。
此诗曾被认为是用来讥刺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毛诗序》、《郑笺》),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而不可得(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但跟《诗经》中多数诗内容往往比较具体实在不同,此诗并没有具体的事件与场景,甚至连“伊人”的性别都难以确指。上述两种理解也许当初是有根据的,但这些根据或者没有留存下来,或者不足以服人,因而他们的结论也就让人怀疑了。《诗经》的历代注家往往是求之愈深,却得到失之愈远的相反结果。况且“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见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伍德《历史观念》),对文本的阐释也具有当代性。现代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一首情诗。诗意的空幻虚泛给阐释带来了麻烦,但也因而扩展了其内涵的包容空间。读者触及隐藏在描写对象后面的东西,就感到这首诗中的物象,不只是被诗人拿来单纯地歌咏,其中更蕴育着某些象征的意味。“在水一方”为企慕的象征,钱钟书《管锥编》已申说甚详。“溯洄”“溯游”“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也不过是反覆追寻与追寻的艰难和渺茫的象征。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虽隐约可见却依然遥不可及。《西厢记》中莺莺在普救寺中因母亲的拘系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秦风·蒹葭》中的诗人也许是同样的感觉。
诗人的追寻似乎就要成功了,但终究还是水月镜花。古希腊神话中有一则说坦塔罗斯王因自我吹嘘犯下罪过而遭受惩罚——忍受永远的焦渴和饥饿之苦。他站在大湖中,湖水深及他的下颔,湖岸长着果树,累累果实就悬在他的头顶。可是,当他口渴低头喝水时,湖水便退去;当他腹饥伸手摘果时,树枝便荡开,清泉佳果他始终可望而不可即。目标的切近反而使失败显得更为让人痛苦、惋惜,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失败是距离成功仅一步之遥的失败。
探索人生深刻体验的作品总在后代得到不断的回应。“蒹葭之思”(省称“葭思”)、“蒹葭伊人”成为旧时书信中怀人的套语。曹植的《洛神赋》、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秦风·蒹葭》所表现的主题的回应。而当代台湾通俗小说家琼瑶的一部言情小说就叫做《在水一方》,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就是以此诗为本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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