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明末清初汲古阁刻本《楚辞》卷三天问章句第三31页62面，后装蓝色书衣，一卷全。开本长宽：长27.1cm宽17.4cm，汲古阁刻本，不避清讳，版本稀见，字大如钱，书版敞阔，刊刻精整，微有虫蛀，已经经过古籍修复师精心修复，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内容好，有屈原的代表作《天问》。《天问》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一首长诗。该诗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乃至圣贤凶顽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作者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语言别具一格，句式以四言为主，不用语尾助词，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楚辞，也作“楚词”，是一种由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创作的新的诗歌体裁。楚辞本为楚地的歌辞。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浪漫主义特点的文学作品，通称楚辞。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楚辞》作品或者效仿楚辞的体例，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这时“楚辞”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宋朝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这就是说，“楚辞”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明显区别。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该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离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楚辞的表现方法及风格特征。这是“楚辞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又一层意蕴。由于楚辞和汉代赋作之间的渊源关系，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赋”之称。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屈原《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二是版本好，明末清初汲古阁刻本。明代刻书家，以常熟毛晋汲古阁为最著，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江苏常熟昆承湖七星桥（亦名曹家滨）人。少师事钱谦益，博学强记。天启、崇祯间屡试不就，家居读书、藏书。父清，孝悌立田，精于农事，家资颇丰。他无意仕途，立志于藏书，搜集善本秘籍遗书，不惜高价买书，别人出1000金，他出1200金，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家门前。当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yù）书于毛氏”的谚语。前后聚书达84000余册。建汲古阁﹑目耕楼。以高价购求宋代﹑元代刻本﹐对宋版元椠（qiàn），雇用高手以佳纸优墨影抄，字体工整，如同原作，遂以“毛抄”书著名。建有藏书楼名“汲古阁”、“绿君亭”，以藏精椠；另建“目耕楼”以藏通用本及抄校本。延聘名士为他校勘图书。藏书印众多，有“凤苞”、“毛晋私印”、“宋本”、“元本”、“汲古阁世宝”、“汲古得修绠”、“隐湖小隐”、“汲古藏书记”、“虞山汲古阁毛子晋图书”、“毛氏子九”、“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晋秘籍审定真迹”、“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等，还有一枚56字大印章，印文为：“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去世后，所藏书先后被泰州季振宜等家购藏，且多为宋元善本，后又大多归于徐乾学“传是楼”。约30岁左右开始经营校勘刻书事业﹐一生刊刻书籍极多，为历来私家刻书最多者，在中国出版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苦心校勘﹐雇刻工﹑印工等多人﹐先後刻书600多种﹐刊刻图书范围广泛，唐宋别集、百家九流、道藏词曲、传记小说、广为镂版，达200余种，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说。辑有《津逮秘书》丛书15集，收书141种。胡震亨曾辑刻《秘册汇函》，刻板被毁于火。他得其残板，又合家藏旧籍，重新编辑而成。其中多宋元人著作，偏重掌故琐记。以前各家丛书，多不足之本，而此丛书所收，全帙较多。又校刻有《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以其缮写精良、纸墨上品、细工雕镌、印本赏心悦目而著称。刊刻之书，有“世美堂”、“绿君亭”、“汲古阁”等字样。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津逮秘书》等。有些宋刻本如《说文解字》等因得翻刻而传世。重刻的唐﹑宋人诗词﹐多经精校。毛晋刻书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且好抄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後人称为“毛钞”﹐极受珍视。著有《隐湖题跋》﹐并辑《毛诗陆疏广要》。目录学造诣极深，除编有《汲古阁书目》外，作题跋152篇。或考书籍源流，或辩其真伪，或述其要点，汇刻为《隐湖题跋》。潘景郑为其补辑，得249篇，名为《汲古阁书跋》。三是页数多，31页62面，一卷全。四是流传稀少，收藏价值高。本书明末清初汲古阁刻本、有屈原的代表作天问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可读可赏可收藏可增值，是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天问》赏析：《天问》是屈原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其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天问》的天，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
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3句1560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
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又可分为若干小节。
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
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
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
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
《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沦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复，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
写作特点
第一部分是对自然结构提出问题，自首句“曰遂古之初”，至“乌焉解羽”，共计112句，69个问题。首先对宇宙起源、天体结构和日月星辰运行发问（44句，27问），接下来对大地结构和鲧禹治水、羿射十日等事件发问（68句，42问）。
第二部分是对社会历史提出问题，自“禹之力献功”，至“卒无禄”，共计244句，96个问题。首先从禹的婚姻问起，对夏代的历史发出一系列问题（64句，22问），接下来对商代历史（涉及女娲、尧、舜和吴国的历史故事）提出一系列的问题（76句，29问），然后对周代历史直至春秋战国若干事件提出一系列问题（104句，45问）。
第三部分是尾声，自“薄暮雷电”，至“忠名弥彰”，共计17句，8个问题，内容主要是联系自己的遭遇，阐述屈原个人的感慨。
有必要说明的是，从目前的《天问》版本来看，同一历史事件或同一人物的故事，往往分散出现在诗篇的不同段落里，这就表明《天问》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发生过错简，也可能丢失了一些文字。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个问题，作者特意将调整后前后次序的《天问（修订本）》附录在后，以供对比查阅。
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屈原都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他思考问题的深度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伟大，因此也就更需要智慧。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和先进，例如中国人最早开始使用火，最先发明养蚕缫丝技术，最先发现磁性现象，最早进行大规模的地理考察活动，等等。其中，被古代典籍记录下来的周代以前（包括周代早期）的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主要有《尚书·尧典》的天文历法物候学，《尚书·禹贡》的经济地理学，《尚书·洪范》的物质结构五行学说，《山海经》的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物产地理学，以及《周易》的数理符号学，等等。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的思想异常活跃，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各自新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说包括，《老子》提出的宇宙物质起源学（有生于无），《墨子》进行的光学（小孔成像原理）、机械学研究，《庄子·天下》记载的各派学说（涉及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等多方面的数理逻辑思辨课题，诸如原子论、相对论、运动论、多维空间论等等，可惜各学派学者的原著已经失传），《计倪子》记载的气候经济学（根据木星12年绕太阳一周所引起的降雨量周期变化，提前准备开展相应的经济贸易活动），以及《尸子》记述的平面几何、测量学，《列子·汤问》等篇关于天地结构、宇宙万物、远方异国的种种思考和忧虑（杞人忧天），等等。
对比之下，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与春秋战国其它学者相比，有着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其中有些思考，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价值。
1 、提出了信息传输问题：“遂古之初，谁传道之”？没有人类的时候，天地形成的信息是如何传输的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 、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的思维是一种建立在符号体系上的思维，而符号只能描述具体的有形的事物，难以描述无形的事物，而这正是人类认识宇宙起源的一个重大障碍。
3 、关于九天，王逸在《楚辞章句》解释为：“九天，东方昊天，东南方阳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东北方变天，中央钧天。”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九天是天的最高层。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疑似银河落九天”中的“九天”就应取此解。《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东南曰阳天。不过，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屈原所说的天有九重。
事实上，我国古人很早就产生了天有九层的观念，但是最早见诸于文字的是《天问》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这里涉及到宇宙的空间深度和天上物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问题，从视觉直观的角度来说，古人所说的九重天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九个层次：距离大地最近的是云雾雷电（我国古代经常把气象归入天文现象），然后是月亮，接下来是内行星（水星、金星，它们能够出现在太阳之前，形成凌日现象，表明它们比太阳近）、太阳、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彗星、亮的恒星、暗的恒星，最遥远的是模糊的星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非常发达，七八千年前就能够根据四颗恒星判断四季（尧典四星），4000年前就已经测定出木星12年绕太阳运转一周，最早的日食记录、太阳黑子记录、哈雷彗星记录，以及最早的星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编制）都出现在中国。
《天问》涉及的地理知识和地理范围，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这里涉及到地球赤道直径与两极直径的长短问题，以及大地的曲率问题，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大地是球体的观念。其二，“日安不到？烛龙何照？”这实际上描述的是极地（对我国来说是北极）地区每年有半年时间没有阳光照射的现象。其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这可能是我国古代有关南半球情况的最早记录。
有趣的是，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唯独屈原的著作出现了许多与《山海经》相同的内容，例如烛龙的故事、巴蛇吞象的故事等；这或许可以表明，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只有楚国的大臣才有机会读到《山海经》。
《天问》涉及的历史内容，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赞成郭沫若的观点，即凡是《天问》出现的内容，都可相信是先秦的真实资料。
姜亮夫在《屈原赋校注》、《楚辞今绎讲录》等书中认为，《天问》讲夏代历史二十多条，商代历史十二三条，周代历史八九条，尤详于禹启夏初；因为楚是夏的后代，夏起自西北，后分两支，一支沿黄河东下，至今日西安、郑州一带，即周；另一支沿汉水南下，是为楚国；屈原心目的旧乡，即老家是在昆仑；楚国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失传后，北儒所记历史便成了正统。
此言或不无道理，关于楚是夏的后代，可以补充的内容是，鲧死后化为熊，禹治水开山时亦曾化为熊，而楚的先祖则多以“熊”为名，表明他们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部落，并源自黄帝部落联盟中的有熊氏。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楚国典籍《三坟》等，原本属于周王室收藏的历代典籍，于公元前516年被王子朝携带到楚国后，北方学者便没有机会读到它们了。此外，姜亮夫对《天问》有关历史朝代的统计数字，不知有何依据和标准。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屈原没有提出的历史问题意味着什么？例如，《天问》里没有对炎帝、黄帝、太昊、少昊、颛顼的故事提出问题。显然，这表明屈原对历史问题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其中，太昊是楚国祭祀歌舞《九歌》的主神东皇太一，颛顼是楚人的先祖，屈原不对它们提出疑问，应当是出于尊重的考虑。由于少昊是巴人的先祖，而屈原出身于巴人家庭，因此不对少昊提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屈原为什么没有对炎帝、黄帝的事迹置一词发一问？这多少让人有些不解。这是因为，屈原已经追问到人类的起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并谈到了先夏时期的尧、舜、喾、简狄、后稷、彭祖的故事，也提到了昆仑山，然而就是不提炎帝、黄帝，而且在屈原的其它作品里也没有提到炎黄二帝（《远游》提到轩辕、太昊、炎神，但是《远游》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汉代人所作）。或许，屈原认可的历史，取自《尚书》，而《尚书》就是以尧、舜时代为历史的开篇。
我们知道，屈原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核心的疑问在于“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意思是，上天既然授命一个君王治理天下，为什么又要用别人取代他？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楚国君王受命管理楚国这片土地，已经有许多年了，难道现在是皇天要让别人（秦国）来取代楚王了吗？
因此，屈原在《天问》的尾声，尽乎绝望地说：“厥严不逢，帝何求？！”意思是，楚国的江河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我对上天还能再要求什么呢？也就是说，屈原对祭祀巫术在保佑楚国的作用问题上，已经彻底地丧失了信心。
有鉴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楚顷襄王兄弟在读到《天问》后，会如此地震怒，一定要把屈原放逐江南而后快。这是因为，屈原作为楚国的主祭师（相当于西方的大主教），如果他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显然会严重威胁到楚顷襄王的统治权的，因此也就不能再继续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巫风甚浓的楚国，首先觉悟到巫术不能挽救楚国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巫师出身并长期担任楚国主祭师的屈原。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撰写《天问》的目的，就不仅仅是发泄个人的疑问，而是为了教育楚国的君臣“悟过改更”，放弃单纯依赖巫术的心理，改变任人唯亲的现象，重新走上革新政治、变法图强之路。
不幸的是，屈原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楚国君臣的理解，反而因言获罪，受到了更残酷的打击，屈原被彻底剥夺了参与国政的权力和机会，并被迫长期离开了郢都，从此踏上流浪沅湘之间的凄风苦雨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