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三年《资治通鉴纲目》写样底本卷一，77页，154面，原装一厚册。开本长宽：25*16厘米。书口开，书口微损，个别页微有水渍，品相是非常不错的。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内容好。《资治通鉴纲目》，是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学巨著，其门人赵师渊于樊川书院续编完成，共５９卷。内容注重严分正闰之际、明辨伦理纲常，并注意褒贬春秋笔法。本书不能算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因为朱熹不过是修订了司马光的正统观，加入了浓厚的道德信念和解释，例如：不承认王莽政权，于三国尊蜀为正统。全书以“纲目”为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朱熹完成纲的部份，他的弟子赵师渊续成目的部份。《通鉴纲目》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但是他并没有做原始材料的收集与裁定，所以连一般历史家所作的初步工作也没有，史学价值不高。宋明以来，宋元以来，有许多人为《通鉴纲目》附加价值，为此书作注者主要有七家。南宋尹起莘《发明》，元代刘友益《书法》以发挥义旨为主；元代汪克宽《考异》以辨证文字为主；元代王幼学《集览》、徐昭文《考证》、明代陈济《正误》、冯智舒《质实》以训释名物为主。把《通鉴纲目》更加神秘化。二是明末史官陈仁锡《资治通鉴纲目》刊刻前的写样本，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与史料价值。陈仁锡（1581年——1636年），字明卿，号芝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官员、学者。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翰林编修，因得罪权宦魏忠贤被罢职。崇祯初复官，官至国子监祭酒。陈仁锡讲求经济，性好学，喜著述，有《四书备考》、《经济八编类纂》、《重订古周礼》、《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潜确居类书》等。明末史官陈仁锡对《资治通鉴纲目》三编进行通批通校，融会贯通，梳理条陈计五千馀，约五万馀字。本书写于明版《资治通鉴纲目》的黑格印书纸上，典型的明代方体字，横轻竖重、方板整齐，宋体字精抄，大小均匀，纵横整齐，间距一致，整齐划一，是刊刻前的写样本。写样是传统雕版印刷的工序之一，指写样人按照出版者规划好的书籍面貌（行款、版式、字体等），根据刻书所用底本，并遵循校勘者所订正的文字内容，在专用格纸上写出应刻内容（包括正文、序跋、牌记、刊语、封面、版心文字等）。写样完成后，经审阅修改无误，交刻工粘贴上版刊刻。此类由写样人书写、用于上版刊刻的写本，即为写样本，此外又有写样稿本、写样待刻本、上版稿本等别称。一般而言，写样本会随着上版刊刻而自然消失，仅有极少数因故留存。作为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写样本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与史料价值。首先，某些写样本系因刻书计划中止而得以保存。它们为研究刻书计划的原貌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一手史料。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间杭州葛元煦写样本《金石学录》，行款版式乃至卷末刊语“葛氏啸园藏板”皆与葛氏所刻《啸园丛书》一致。但该丛书实则未收此书，亦未见葛氏将其单行刊印。可见《金石学录》原在《啸园丛书》收录范围内，并已付写样，葛氏的原定计划显然与丛书的最终面貌有所出入。若能寻觅到其他相关史料，研究者则可进而探讨计划变更的原委。其次，某些写样本有与之对应的刻本，却得以保存。这是写样未合要求而遭弃用，出版者重新写样，再以新的写样本上版刊刻所致。第三，某些写样本中的批校题语涉及写样刻版的技术细节、参与校勘刻印的学者写匠刻工、刻印过程中的人事纠葛等诸方面，这就为研究中国古籍刻印流程的实态细节提供了重要史料。这些细节素材，绝大多数不见于正式形成的刻本，这正是写样本的史料价值所在。写样本由于存世数量有限，平时不易获见，所以非常珍惜，现存的写样本绝大多数是清代中期以后的，明版写样本存世极少，而本书是明崇祯三年《资治通鉴纲目》写样底本，有不可替代的文献和文物价值，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