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存清嘉庆十八年(1813)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昭代箫韶》第三本卷下第20折一折全。开本长宽29*18.5厘米，6页12面。正宗清代宫廷开化纸印本，细腻至极，朱墨套印，初刻初印，刊刻精美。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清嘉庆十八年(1813)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清宫廷朱墨套印的善本本来就不多，本书就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二是正宗宫廷开化纸精印，细腻至极，是非常好的开化纸印本。清内府有“四殿两阁”，均刻印书籍，唯武英殿刻本最为讲究，一般由皇帝亲选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百里挑一的工匠，从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质量均是登峰造极。在用纸方面，清内府本以开化纸系、宣纸、连四纸和棉纸为主。开化纸系的荣耀在明清两朝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中国古纸的极品，也是清后官私刻印及收藏家手中的珍宝。开化纸系为产地名而被誉为纸的品名。开化纸系风靡明清之朝野，但对于开化纸系的品名，数百年来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世人传说的开化纸系分为“开化纸”、“开化榜纸”、“开化藤纸”和“桃花纸”等。笔者从唐《通典》起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仅发现开化榜纸、开化藤纸以品名的方式存在于史料之中。这就让人猜疑“开化纸”作为品名或是当今的研究人员对近、现代专家、学者的见解及古籍文献、历史资料的诠释产生了偏颇与误差。开化纸系以质地细腻，洁白柔润，帘纹不显，薄而韧性强闻名于世，这是清以来的藏书家、刻印家、纸行、书籍拍卖商及研究人员的共识。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在《温飞卿诗集笺注》小记中曰：“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云云。大藏书家陶湘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故人称之为“陶开化”。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中称：“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1940年3月12日，出版家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谈及拟印《册府元龟》时说：“昔日开化纸精洁美好，无与伦比，今开化所造纸，皆粗劣用以糊雨伞矣。”开化纸”与“罗纹纸”有其共通之处，均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实。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开化纸”的自然氧化斑点，“罗纹纸”显著的簾纹是其它纸张所不具备的。而此书用纸不仅纤维细腻，质地柔软，而且簾纹清晰，氧化斑点明显，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奇特品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三是初刻初印，刊刻精美，收藏价值高。四是内容好，是清宫著名大戏，说借杨家将故事来劝善惩恶，褒奖忠孝之士，惩罚奸恶之人。
《昭代箫韶》此书内容是演北宋杨家将故事，其目的是“就歌舞太平之文，寓维持风化之意”。全书十本二十卷，首一卷。清王廷章、范闻贤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半页8行，行21字，抬头行22字，小字同。无行格，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为演唱方便，宫调套印双行小红字，曲牌套印单行大红字，科文与服色以至韵、句、读、叠、格、叶、押、合俱用小红字，曲文用单行大黑字、衬字则以小黑字傍写以别之。
《昭代箫韶》 - 简介
清宫大戏《昭代箫韶》是一部空前的杨家将系列剧本。北京市戏曲研究所藏本。共三十八本，全剧共240出。此剧由同名昆曲（共十本，每本二十四出。今有清嘉庆十八年内府刻本）翻改。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由慈禧太后主持，太医院、如意馆中稍知文理者均参与其事。
故事全部按照昆本次序，略加删节，随翻随唱，翻至第七本第三出。皮黄本为四十本，每本多者四出，少者一出。中国戏曲学院藏有故宫升平署抄本，与此说相符，与北京市戏曲研究所藏十八本起始相同。全剧编演历时两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中途中辍。
《昭代箫韶》 - 剧目特点
《昭代箫韶》这个名字是“盛世雅乐”的意思。该剧目是150年前清宫日常演出，当年光绪皇帝曾御批指示该剧增加一项舞美装置。[1]
在清代宫廷中，《昭代箫韶》属于“朔望承应”剧目，取材于《杨家将演义》。内容描写北宋名将杨继业全家尽忠报国，贤王德、昭辅政的故事。乾隆以来，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进入鼎盛时期，乾隆皇帝更加注重提倡和保持封建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并且寓教于乐。
此剧撰写的目的在开场白中就有所表述，“明善除奸嘉勇。假优孟冠裳，声寄管弦，缓调轻弄。演出褒忠奖孝，诛妄除奸。俾令迷顽悔恸”，也就是说借唱戏来扬善惩恶，褒奖忠孝之士，惩罚奸恶之人。
套印本
套版印刷术是在单色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 普通雕版印刷，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或黑、或朱、或蓝，基本上为墨色。对于比较贵重 的书，或是第一次刷印，有时则选用红色或蓝色。这种印刷称之为单色、单印。套 版印刷则不同，它是在一张纸上印出几种不同的颜色。其初，人们是在一块版上的不同部位 ，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一次印成。严格地讲，这还不能算是套印，只能称之为“涂色。后来，即发明了将需要不同颜色的部分，分别刻成大小规格相同的版，逐次印到一张纸上。这种技术方法，才叫做套版印刷术，也称之为“整版套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籍，称为“套印本”。在套版印刷发明的初期，主要用朱、墨两种颜色印刷。以这种方法印出的书籍 ，称为“朱墨套印本”，或叫“双印”。到后来，进一步发展用三色、四色、五色来套印图书，根据用颜色的多少，印出的书被称为“三色套印本”、“四色套印本”、“五色套印本”等。印术发明前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白纸黑字（个别为红或蓝）的单色印刷。套印术的发明，使书籍不但有阅读的内容，更有一种阅读时赏心悦目的感觉。明代文学家兼画家陈继儒便将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及套色印刷术称为印刷史上的三变。可见套印技术在印刷史上的地位。套印方法因工序复杂，技术要求严格，因而每版书籍印数非常有限，不像今天每版可印几万、几十万册，且可重复使用。古代许多套印书每版只能印几十部。在当时，套印书就因其刻印精良，彩图绚丽，形象逼真，而深受人们欢迎，并成为人们争相寻购且不可多得的版本。 1995年以后，古籍成为收藏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价格也是不断上扬。爱书人开始向精品上发展。套印本作为一种特殊的古籍版本，正不断为人们认识。目前，套印本在古玩市场上早已是难以寻觅之物，书刊拍卖会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套印本。2011年泰和嘉成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清康熙五十二年内府刊朱墨套印本《御选唐诗》20册成交价1142400.万，平均每册5万多元。2010年江苏中山拍卖有限公司首届古籍专场拍卖会明万历三色套印本《孟子》15万元。北京德宝200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明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六卷》23万元。2009年泰和嘉成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明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卷上之上下、卷下之上下) 成交价224000元。中国嘉德2010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清道光十四年（1834）芸葉庵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二十卷》成交价80640元；清康熙时用红、蓝、绿、黄、黑等多色套印的《西湖佳话古今遗迹》插图仅存10多页，成交价竟达到3.2万元。套印本因为工序、技术、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每一部都是值得藏书爱好者收藏的。一部套印本古籍，价格往往高出同时期版本古籍的几倍。如今，套印本已成为较稀少的“古董”多已收归国家图书馆，特别是一些流传较少的套印本，早已被国家定为善本。套印本除了资料内容外，其实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正因如此，才会受到藏书者的青睐。
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之由来。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有清一代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
故宫博物院因地利之便，殿本的收藏相对完整，且多为初印原装本。从中可以了解清廷文治活动的得失兴衰，亦可领略其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刻印精致、装潢精雅等独特的版本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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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馆藏藏书赏析(武英殿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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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
清宫内务府刻书处_武英殿
翁连溪
清代宫中刻书最早始于入关之前。顺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板，次年颁行全国，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关后宫廷最早的刻害之一。刻书地点仍在明朝刻书处“经厂”，利用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清代殿本书始末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敕廷臣利用前“经厂”《文献通考》及《性理大全》营书板在武英殿修补、整理后刷印行世，两书卷前均冠有圣祖御制序。据《清宫述闻》记载:“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二楹，焉修书处，掌刊印、装璜书籍之事”。另据咸丰十二年《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条下记载:“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把其成，下设兼管司员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三人，委署库掌六人。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摺配、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已正式成为清代宫廷专门修书机构。
武英殿位于西华门内，熙和门西，“殿厂五楹，丹墀东西阶九极。其东配殿曰凝道，西配殿曰焕章，后殿称敬思。殿之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清宫述闻》)清代官刻书籍几乎全部集中于此。但也有地方官府受皇帝之命刊刻书籍的，如二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雨淮监政曹寅奉敕刊印的《全唐持》等书，也被列入内府本。因武英殿修书处必内务府领导，并由内移府出资，所以总称“内府刻书”，又因为内务府刻书以武英殿为刻书中心，故又统称为“武英殿本”，简称“殿本”。
武英殿刻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明代的“经厂”刊刻书籍数量有限，质量上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云：“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明宫廷刻书由文化较低的宦官把持，所刻书籍校勘失误较多，而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多为高极翰林所为，故校刊精湛。据《历代刻书考述》统计:“内府刻书以单刻计算，大钓有六百三十三种，五万四千零三十六卷”，数字十分可观。此外，宫中还设有多处修书处所，如: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方面的处所，如“清文字经馆”，满文《大藏经》便是在此译成的，以及“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方略馆”、“国史馆”等等。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从未停止过，每年都有新书问
世，《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为了将一些敕撰本纳入《四库全书》，甚至出现了十六种书籍同时编修的情况。可见当时宫中刊修书籍的盛况。
宫中所刊刻的书籍雕板、刷印、装璜都非常精美。康熙一朝刻书多采用精致的锦连纸，坚韧洁白。字体上采用仿宋字，或采用软体字，又称楷体字，用两种字体雕板。所刻书板“虽杂出众手必斠若画一”(《清殿本书始末记》)，而且挺秀工整，秀美洒脱，风格各异，将书法艺术舆雕刻艺术融为一体，世称“康版”。清代著名学者金植《不下带编》卷四中有“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的评价。如御定《全唐诗》、《七经》等书都是用软体字刻印的，《佩文斋书籍谱》、《历代持诗余》、《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都是用仿宋字刻印的，这些书籍都是精工细刻，纸精墨妙，装璜考究，堪称精品。雍正朝所刻的《律历渊源》，雍正六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排版，书中大量的插图都是由当时著名的画家和优秀的刻工合作完成。以四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御制唐宋诗醇》及五色套印本的《劝善金科》，在刊刻、刷印、装璜工艺上都连到了较高水平。乾隆三十八年后，用木活字排板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在刊印过程中对各种工艺有所改进，改变了元朝王桢先在一整板上刻字，再锯为活字的旧方法，而是先锯好大小相同的木子，然后贴上字样刻字。以木活字摆印书籍，省工省费，乾隆皇帝赐名“聚珍”，并题诗十韵称讼。主持雕印该书的大臣金简总结印书经验，著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对当时及后期的出版事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乾隆皇帝对校镌经史板片除下的零头短片非常珍惜，命仿古人巾箱之式，雕刻袖珍板丛书十种。嘉庆四年刻《续纂大清一统志》，工料愈逊，九年纂《熙朝雅颂集》，特谕浙江巡府阮元刊进，亦不如乾隆初年诸殿本。“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几无暇”(《清殿本书始末记》)。同治朝武英殿刻书基本停止。“光绪一朝，初敕纂七省方略，为省费计，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西法铅铸活字排印成书”。武英殿刻书处到此时已名存实亡。
嘉庆皇帝封武英殿遣存下的书籍、画板非常重视，十九年五月上谕“武英殿御书处书籍版片，积年刊刻不易，若任其残缺漫漶，殊为可惜，著逐一查点，其颁行有用之书，如版片间有缺坏，应即补刻齐全”(《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以后，宫中藏书管理混乱，武英殿所藏书籍书版失窃日趋严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发生一起大火，所藏书籍、书板、印刷工具等惨遭毁灭。《清穆宗实录》记载:“六月二十日晚，西华门内武英殿不戒于火，延烧至三十余间••••”可见损失之大，相传火灾起因在于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