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为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內府刻本《御制诗三集》卷33和卷34，两卷原宫装一厚册！开本长宽：28*17厘米，共84页168面，其中，卷33，,67页134面；卷34,17页34面。。半版9行17字白口四周双边，由清代宫廷上等开化纸精印，墨色浓郁，初刻初印。是书写刻精美，开化纸抚印精良，内府原装书衣微损，颇显华贵。有水渍，书的左上角有虫蛀，中间厉害些，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御制诗三集》是书由大学士庆桂奏请，将嘉庆帝元年至八年所作诗刊刻，以“颁行天下”。原装未衬，版式疏朗，手书上版，字大悦目，遒劲朴厚，纸墨精良，初刻初印。著录《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02136号、《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集部清别集类第1586页、《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第433页。
开化纸，产自浙江省的开化县，因此得名，又称“开花纸”、“桃花笺”，一说它以楮皮、桑皮和三桠皮为混合原料，经漂白后抄造而成；一说它以立夏嫩竹为原料，工经七十二道抄造而成，与太史连纸堪称“一金一玉”。世的“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光滑，簾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好，受墨乌亮，柔软可爱，一般人甚至往往将它误以为是宣纸。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内府和武英殿以及扬州诗局等所刻印的图书，多用“开化纸”，尤其是乾隆盛世时期的“开化纸”，品质极优。近代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开化纸”印本的基础上，认为乾隆朝的“开化纸”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 “开化纸”由于印出的书籍高雅大方，美观漂亮，所以历来受到藏书家的追捧，价格也极其昂贵。大藏书家陶湘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他收书数十年得书三十万卷，凡遇“开化纸”印本，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化”之誉。陶湘著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其中多涉及“开化纸”印本。 1932年，瑞典亲王访华参观北平(京)故宫时，见到乾隆时期用“开化纸”印刷的“殿版书”，十分惊讶。他说：“瑞典现代造纸业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 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开花纸已经失传近百年，如今，明清“开化纸”之刻本，已皆成“善本”。古籍拍卖场上的“开化纸”印本，竞拍价格是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一代名品之“开化纸”，荣膺了明清造纸史上的“顶峰”之誉，成为衢州乃至中国造纸史上的绝唱。
著名古籍版本鉴定专家沈津先生谈开化纸。开化纸系被认为是清内府用纸的极品。清代典籍益博，遗有许多鸿篇巨著、名贵典籍。从顺治至宣统，清廷内府刊印的书籍达385种。在诸多的殿版书籍中，不少重要书籍均为开化纸系的写本和刻印本，开化纸系成为清朝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中流砥柱。因而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开化纸系刻印的书籍一直受到藏书爱好者的追捧。资料表明，清朝的《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全唐诗》、《钦定全唐文》、《御制数理精蕴》、康熙年间的《芥子园画册》、《冰玉山庄诗集》、《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等，都被认定为是开化纸系的刻印本。除此之外，还有直接冠以开化榜纸刻印的《春秋集传》、《圣训三百卷》、《上谕军令条例》、《仁宗睿皇帝圣训》、《钦定国史大臣列传》、《古文渊鉴》、《朱批谕旨》、《御制诗》第三集等50余种。清内府有“四殿两阁”，均刻印书籍，唯武英殿刻本最为讲究，一般由皇帝亲选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百里挑一的工匠，从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质量均是登峰造极。在用纸方面，清内府本以开化纸系、宣纸、连四纸和棉纸为主。开化纸系的荣耀在明清两朝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中国古纸的极品，也是清后官私刻印及收藏家手中的珍宝。
开化纸系为产地名而被誉为纸的品名。开化纸系风靡明清之朝野，但对于开化纸系的品名，数百年来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世人传说的开化纸系分为“开化纸”、“开化榜纸”、“开化藤纸”和“桃花纸”等。笔者从唐《通典》起始，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仅发现开化榜纸、开化藤纸以品名的方式存在于史料之中。这就让人猜疑“开化纸”作为品名或是当今的研究人员对近、现代专家、学者的见解及古籍文献、历史资料的诠释产生了偏颇与误差。开化纸系以质地细腻，洁白柔润，帘纹不显，薄而韧性强闻名于世，这是清以来的藏书家、刻印家、纸行、书籍拍卖商及研究人员的共识。
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在《温飞卿诗集笺注》小记中曰：“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云云。大藏书家陶湘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故人称之为“陶开化”。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中称：“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1940年3月12日，出版家上海文史馆馆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在谈及拟印《册府元龟》时说：“昔日开化纸精洁美好，无与伦比，今开化所造纸，皆粗劣用以糊雨伞矣。”
资料参考：
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宫中刻书初承明内府经厂之余绪。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西华门内武英殿设立刻书机构，直至清末。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中，武英殿先后刊行书籍数百种，此即“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之由来。
武英殿修书处
由监造处、校刊翰林处两大部分组成。监造处由皇帝任命的大臣负责，下设内务府司员、正副监造员外郎、副内管领、委署主事、库掌等职。职责是雕版、排印内府书籍，其下设档案房、书作、印刷作、铜字库、露房、聚珍馆的机构。其中，铜字库设于康熙九年。聚珍馆设于乾隆三十八年，地点在西华门外北长街，清廷有名的聚珍版丛书就出自这里。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其职责是校刊，装潢监造处已刻印完的书籍。据史书记载：校刊处刻印的工价是很高的，御笔每寸字工价银一分；万字锦边，工价银一钱五分四厘。
清代武英殿刻书是从明代的内府刻书发展而来的。明代经厂是明宫内府刻印中心，经厂本是明代内府本的代称，武英殿是清代内府刻印中心，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内府本的代称，代表清代宫廷书籍的刻印水平。虽然清初的许多内府本有着明显的明内府本特征，但明代经厂本和清代殿本仍不能同日而语，两着差别很大：明代经厂是由司礼监掌管的，由内廷太监管理和主持其事，他们的学识才质决定了经厂本的低档次；清代殿本则不同，他是由皇帝选拔全国最有学问的硕学鸿儒主持，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由他们编纂、雕印、校刊和装潢的书籍自然高出经厂本。一大批精良殿本的问世，是中国版本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武英殿刻书始于清康熙时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年方20岁的康熙皇帝明确指示侍臣补刊明经厂本《文献通考》。这是清廷内府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以后，清内府刻印的书籍，方体字称为宋字，楷书称为软字，字型、字体统一，内府刻印书籍向规范化、标准化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十九年（1680年）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刻、印刷、装潢事宜，办公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不久，康熙皇帝命侍臣刻造铜活字印书。铜活字刻造完成之后，排印的第一部内府书籍是历算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独立编撰的一部大型书籍进呈皇帝御览。康熙皇帝很高兴，下令再加完善，于十年后（1716年）再次进呈。康熙御览之后，赐名《古今图书集成》，并于五十九年（1720年）命武英殿以铜活字印行，至雍正四年完成，共计印行64部。可惜清乾隆初年，因京师钱贵，这批铜活字被全部销毁用于铸钱了。
殿本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类，凝聚着有清一代内廷众臣的集体智慧。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编刊书籍数量最多，质量亦佳。嘉庆以后各朝，随着国势日趋衰落，刻书品种逐渐减少。
故宫博物院因地利之便，殿本的收藏相对完整，且多为初印原装本。从中可以了解清廷文治活动的得失兴衰，亦可领略其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刻印精致、装潢精雅等独特的版本风貌。
绝代风华“开化纸”
2月15日，导演蒋绍春率领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专题摄制组，赶赴开化县村头镇拍摄“开化贡纸”遗存，探索古代的手工造纸艺术。
衢州造纸，历史悠久。发展至明清时期，郡内纸槽林立，从其业者甚众。至清末民初，已成当时衢州区域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明清衢州所产之纸，名品甚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化纸”。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开化纸”的由来及其产地，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试以本文揭开曾在中国制纸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开化纸”之神秘面纱。
曾被认为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
明成化年间(1465—1487)，浙江右参政陆容(1436—1496)在他的《菽园杂记》中，曾详尽记载了当时衢州常山、开化的造纸术：
“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簾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以砖板制为案卓状，圬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衢州造纸的过程，从原料、配料到制作工艺，都有很高的经济史料价值。
常山球川是明清时期造纸业极其鼎盛的重镇之一，素有“纸都”之美誉。在球川球川溪，十里长堤的溪滩上，曾经晾满了做工精细的白纸，如覆地白雪，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引人入胜，故称“球川晾雪”。
明清衢州所产之纸，名品甚多，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化纸”。“开化纸”，原系明代纸名，又称“开花纸”、“桃花笺”，一说它以楮皮、桑皮和三桠皮为混合原料，经漂白后抄造而成；一说它以立夏嫩竹为原料，工经七十二道抄造而成，与太史连纸堪称“一金一玉”。
传世的“开化纸”纸质细腻，洁白光滑，簾纹不明显，纸虽薄而韧性好，受墨乌亮，柔软可爱，一般人甚至往往将它误以为是宣纸。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内府和武英殿以及扬州诗局等所刻印的图书，多用“开化纸”，尤其是乾隆盛世时期的“开化纸”，品质极优。近代大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建国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在全面收藏整理清代“开化纸”印本的基础上，认为乾隆朝的“开化纸”达到古代造纸之顶峰。“开化纸”由于印出的书籍高雅大方，美观漂亮，所以历来受到藏书家的追捧，价格也极其昂贵。
大藏书家陶湘(1871-1940年)最喜欢收藏“开化纸”印本。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清末官至道员，后进入实业界、金融界。民国十八年(1929年)曾应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收书数十年得书三十万卷，凡遇“开化纸”印本，不问何类，一概收之，一时有“陶开化”之誉。陶湘著有《清代殿版书目》、《武英殿聚珍版书目》、《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等，其中多涉及“开化纸”印本。
1932年，瑞典亲王访华参观北平(京)故宫时，见到乾隆时期用“开化纸”印刷的“殿版书”，十分惊讶。他说：“瑞典现代造纸业颇为发达，纸质虽优，但工料之细，尚不及中国的‘开化纸’。”
“开化纸”是纸品名，而非产地名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记载的匮乏，关于“开化纸”的由来及其产地，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2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在他的《温飞卿诗集笺注》跋中称：“‘开化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曾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化’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以造纸为业，‘开化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多用‘开化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著名藏书家黄裳称此跋为：“可看作最简净的‘开化纸’源流考。”
近年，黄永年先生有《古籍版本学》问世，书中所记明刊本一节中“汲古阁本印书”所用纸张时曾提到：“极少数初印的汲古阁本中有用‘开花纸’印的。这是一种洁白细腻的高质量纸张，明末开始出现，也有人把它写成‘开花纸’、‘桃花纸’，不知究竟哪种写法正确。”
当代中国殿版古籍研究大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组组长翁连溪在《清代内府刻书概述》中称：“武英殿刻书所用材质上乘，是一般官刻、坊刻、私刻所不能比拟的。顺治朝刻书多采用‘开化榜纸’和‘白棉纸’；康雍乾三朝用纸多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康熙一朝档案中未见记载有用‘开化纸’印书，据档案与现存书籍相比较，当时的‘连四纸’应为近人所称的‘开化纸’。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开化纸’并非产于开化。”
而反观开化本邑，历代县志中也确无出品“开化纸”的记载。近年有关机构在全县民间艺术普查中，普查人员在村头、芳林、华埠、林山等乡镇寻觅造纸遗存时，发现的纸张质地与“开化纸”也是相去甚远，且据当地老人回忆，所造之纸为“宫廷御用”之说也闻所未闻。但光绪《开化县志》有：“藤纸，开化出者良，载《省志》”的记载。且清康熙十七年(1678)山阴举人姚夔在开化县任教谕时，曾写下了《藤纸》诗五首，缺憾的是光绪《开化县志》仅选录了一首：“蔓衍空山与葛邻，相逢蔡仲发精神。金溪一夜捣成雪，玉版新添席上珍。”从这些一鳞半爪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开化历史上以藤造纸的相关信息。
其实，翁连溪先生“未见康熙朝有‘开化纸’记载”之说并非尽然。笔者最近从衢州文献馆征集到的民国著名造纸专家张天荣的《造纸史料丛钞》手稿中引用康熙史料记载，常山县“纸之大小厚薄，名色甚众。曰麻白纸、赃罚纸、科举纸、册纸、三色纸、大纱窗、大白榜、大中夹。又曰十九色纸、白榜、白中夹、大开化、小开化、白绵连、三结实白连、七白绵、四结实连、四竹连、七竹奏本、白楮皮、小绵纸、毛边中夹白呈化青”。史料还记载，常山出产的用于奏本的白玉版纸，“簾大料细，尤难抄造。”当时，商贾云集常山，“凡江南、河南等处，湖广、福建大派官纸均来常山买纳。”当时常山还曾专门设置了“贩卖处”，来管理纸张的销售，足见当时常山纸品种类繁多，销售渠道畅通。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史料中提到的“大开化”和“小开化”两种纸品，至少证实了清代常山也出产“开化纸”。笔者由此推断：“开化纸”是以纸品命名，而非仅以产地命名，这就廓清了过去的“开化纸”仅指产于开化县的说法。“开化纸”是在众多的纸品中，用于清代宫廷内府印书的上乘纸品之一。这对于我们考证扑朔迷离的“开化纸”源流，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参考价值。
期盼这一制纸技艺的重现辉煌
据笔者考证，除“开化纸”外，清代衢州还曾出品过“开化罗纹纸”和“开化榜纸”。刊印于康熙年间的《新编南词定律》，虽仅存一册，但其所用纸张则为罕见的“开化罗纹纸”。
“开化纸”与“罗纹纸”有其共通之处，均颜色洁白，质地细薄柔实。但又各有其鲜明的特性，“开化纸”的自然氧化斑点，“罗纹纸”显著的簾纹是其它纸张所不具备的。而此书用纸不仅纤维细腻，质地柔软，而且簾纹清晰，氧化斑点明显，应为我国古代造纸术的一个奇特品种，为学者研究古代造纸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
“开化榜纸”，其质地细腻，极洁白，柔软性强，比“开化纸”略厚，簾纹较宽。主要生产在嘉庆、道光年间，如《御制全韵诗》等武英殿刻本，就是用“开化榜纸”所印。
时至今日，“开化纸”的制造工艺已濒临失传。笔者为此曾经做过一些社会调查，但也已很难再寻觅到它的传人。
如今，明清“开化纸”之刻本，已皆成“善本”。古籍拍卖场上的“开化纸”善本，竞拍价格是一路高歌猛进，节节攀升。一代名品之“开化纸”，虽曾荣膺了明清造纸史上的“顶峰”之誉，但却又成为衢州乃至中国造纸史上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