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为明嘉靖公文纸的一种，是明代提刑按察司的揭帖，提刑按察司是元朝（至元二十八年后改肃政廉访司）、明朝（改称提刑按察使司）、清朝（改称按察使司）三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机构，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提刑按察使在明代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入清，则与布政使并为巡抚所制，虽名为同僚，实乃属官。
揭帖是一种的上行文书，开本长宽：28*7厘米。字體工整，用嘉靖典型书体书写，内容为：事仰州照依帖文备奉，由语今奉决单年月，造册揭听候取决施，云入，仍将重犯存马礼，存礼解报讫本年拾。
揭帖是古代公文的一种。"揭帖"这种文书名称从张贴公布的"揭贴"演化而来，之后实有多种不同的用处既是明代的机密文件，也是一般上行文书;是呈文附件;又是私人信函及礼单 。"揭帖"作为一般上行文书使用，在明代是 很普遍的。大约成书于明代隆庆年间的《金瓶梅》中，节级缉捕查访案情到西门庆宅内递送的'.揭帖"，是案情报告;西门庆给上司行贿送礼时常用的"揭帖"乃是 礼品财帛数目报告;西门庆有事私下请上司"关照"的 信件也可算是上行文书报告。
揭帖自宋代已出现，元公文书中有揭帖。但以之为正式文书名，则始于明朝。明朝内阁中凡有密奏及奉谕对答者，皆称揭帖。其形制与题本大致相同，或长短宽窄略有出入。字如指大。以文渊阁印封缄进御。左右近侍，莫能窥也，应是一种密折形式。其式首称:"某官某谨揭为某事云云"，末称:"理合具揭，须至密揭帖者"，后书某年某月日。其后则私人启事亦称揭帖，不具名揭发者称匿名揭帖。
清代揭贴较明代略有变化，揭帖更多地被当做题本的副本。清制，官员每上奏题本，例应随本送进副本三份，分别送通政使司交六科各有关衙门。《大清会典事例•卷一O四二》记:"雍正七年奏准，向例直省三章，由司(通政使司)接收，将正本封固移送内阁，副本存库备案。后经条奏，正本副本并交内阁，以致本司无全本册案，无凭稽考，嗣后直省本章除正副本外，亦照各部院之例，随本开具揭帖，送司存案。"
清代揭贴款式与题本大致相同，通用白纸折，每幅为高24 cm ，宽12cm，篇幅长度依题本字数多少来断幅。唯将首幅上的"题"字改为"揭"字。将文中"具题"字样均改为"具揭"字样。正文首书其式首称:"某官某谨揭为某事云云"，末称:"为此除具题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后书某年某月日。并押官衙印信关防。
本藏品有一下几大特点，一是级别高。是明代提刑按察司的揭帖，明代提刑按察司是省一级的司法机构，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本揭帖属于省级官府的上行文。二是内容好。为研究明代刑名诉讼提供了实物资料。三是时间早。正式文书名，则始于明朝。本藏品是嘉靖时期的揭帖，比明代隆庆年间的《金瓶梅》中，节级缉捕查访案情到西门庆宅内递送的'.揭帖"时间还要早，是明代揭帖正式成文公文的较早实物资料。四是书写好。本文典型嘉靖公文字体，书写工整，字体娟秀，筆劃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此種公文當用毫尖所為，有仿宋意味，为研究明代公文书法提供了可贵资料。五是纸张好。本藏品纸张洁白细腻，为研究明代提刑按察司公文用纸和明代古籍用纸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六是流传稀少。據説，有人曾有統計，公藏的公文紙印本海內不過八十餘部（含全帙、殘本），存世稀少，好多还是纸背文献在书封皮的里面，不好取出，本藏品为单独的明嘉靖公文纸，存世稀少。本藏品为国家二级文物，注意不是国家二级古籍，比之更高一层。明代嘉靖手写省级文书全国藏家几人能有？识者宝之。
资料参考：著名古籍版本专家沈津先生文章“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种”：“在宋元明代所特有的利用廢棄公牘的紙張刷印圖書，這種圖書的版本有其特定的名稱，即公文紙印本。所謂宋元明代的廢紙，應該就是失去時效的各種府衙文件、包括户籍、公牘、書狀、啓札等。就像今天某些單位撤消或合併，或遷移它處，舊時幾十年前的行政公文有些並無大用，或廢品回收站、或潘家園似的舊貨市場。我以為，宋元明代的這些属於公文紙印本的出版物，由於是取决於廢舊公牘的數量，所以當時印數一定不多，甚或多是官府所為，蓋因近水樓臺，節省支出，何樂而不為。也因為公文紙印本傳世不多，所以今天所存，都已成為珍本。「哈佛燕京」藏明代刻本1500部，僅有一部公文紙印本，那就是《重刊併音連聲韻學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萬曆六年（1578）揚州知府虞德燁維陽資政左室刻公文紙印本，有康有為題記。公文紙印本背面的文字，雖説是廢紙所印，且大多一地一縣不成系統之史實，但却很難得。黃丕烈跋宋本《蘆川詞》中就說:「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略可考見，粳糯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公文紙背面的文字，還可以作為版本鑒定之依掾。四是流传稀少。據説，有人曾有統計，公藏的公文紙印本海內不過八十餘部（含全帙、殘本）。這或許是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台灣地區、美、日等地圖書館的書目中統計出來的吧。明代的公文紙印本，偶然還能見於拍賣市場。曾讀中國嘉德2008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目録，有《王諫議集》一種一冊，漢王褒撰，明崇禎間婁東張氏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用明嘉靖公文紙印），拍賣價八萬至十二萬元。一本叢書零册，本來也算不上什么善本，就因為用的是明嘉靖年間的公文纸，居然價格就升騰百餘倍。“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於2007年從古籍拍賣會上徵得明嘉靖四年（1525）蕭鳴鳳刻公文紙印本《魯齋遺書》（殘存八卷），此本背面有明代九疊篆官印，為公文紙。可惜的是，價格我就不知道了。”资料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c5p0.html著名古籍版本专家沈津先生”明代公文紙抄本二种” 寫罷公文紙印本，再來寫公文紙抄本。
所謂公文紙抄本，顧名思義，即是將廢棄公文的背面用來抄寫自己需要的文字，或節録文章，或抄寫圖書。古人的節約用紙，並非當時紙貴洛陽，《棗林雜俎》載：明張東白作文，用故紙覆背書之。徐珂《康居筆記彙函》也載夏劍丞云，沈曾植（子培）為文，恒以戚友所貽信封之背屬草。此亦廢物利用也。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古人鈔書用舊紙」，云「古人抄書，多用舊紙。宋抄本《楊太后宮詞》一卷，紙係宋時呈狀廢紙，有官印朱痕可證。明人鈔本宋張正之《五行類事占》七卷，其紙皆嘉靖時冊籍，紙背間可辨識，蓋猶是嘉靖年間人所鈔也。影宋本《周易集解》，用明時戶口冊籍，紙上有嘉靖五年等字。」説的都是用過時呈狀廢紙、冊籍來抄書。明代公文紙印本，在明刻本中不多見，而明代公文紙抄本較之公文紙印本就更為稀見。明代抄本有黑格、紅格、藍格、緑格、無格之分，一般來説，黑格、紅格似比藍格在時間上要早一些。緑格最少。在傳世的明抄本中，藍格和無格者居多。所以，在明清兩代的各种抄本中，除了著名藏書家（樓、堂、齋、阁等）所抄外，以公文紙所抄的本子特别令人刮目相看。其原因就在於難得、在於以稀為貴。
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哈佛燕京」藏的明抄本不多，仅几种而已，其中公文紙抄本二种，一为《明文記類》不分卷，明佚名輯。明黑格公文紙抄本。二冊。是書乃抄錄明代大家方孝孺、祝允明、吳寬、李東陽、舒芬、唐順之、趙寬、顧清、王鏊、孫大雅、袁褒（當中保字改失字）、羅洪先、王璵、彭華、陳敬宗、程敏政、邵寶、夏鍭等十八家計四十七篇文章。如方孝孺「戇窩記」、祝允明「建康觀雲記」、李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唐順之「裕州均田碑記」、吳寬「靜逸齋記」等。此本用紙為明代嘉靖九年、十年浙江海鹽縣官府之公文紙，記載有關海鹽糧倉一類史料。此书抄者或為縣衙文書一類人物，字體工整，所抄文字當也為其喜爱之范文。估計抄寫的時間，應在嘉靖三十年前後。最妙的是，此书鈐印有「何紹基印」、「子貞」，均偽，估人所為也。我相信，此估的鉴定能力較差，他或許不知道此本之真正价值，而只以一般抄本看待。他以為鈐上偽造的何紹基印，必能增值幾分，可却是佛頭著糞、画蛇添足了。二为《觀象玩占》，此書明清兩代皆無刻本，均以抄本流傳，「哈佛燕京」藏有三部明抄本，其中一部即為明公文紙抄本。此本首四册以公文紙抄，紙背公文内容為某縣所判各類案件，如富豪吞謀基屋騙價陷貧苦事、刁惡抗駡本管官員事、謀惡兇黨打死人命事等，並有判决。有錢有糧者可以納錢納糧減罪，稍有力納工價犯人壹名、減等杖七十、贖罪稻一十四石，下各有名氏。字體如不細看，真難以識得。此本曾為繆荃孫所藏，蓋書中鈐有「荃孫」、「雲輪閣」印也，又見於《藝風堂藏書記》著録。 公文紙的内容不外乎政府機構乃至官府衙門的廢舊公文，我所見到的最早者為上海圖書館藏《增修復古編》，這是一部明人據明初刻本影鈔的本子，用紙乃為公文紙，原作二卷。按此書中國國家圖書館有明初刻本二部，行款同，但非一刻，都作四卷。上圖此部不知影抄之底本為何本，上卷及下卷各有二部分組成，因此應改作四卷。此本卷一第三頁背面有「景泰囗年正月」、卷三第十九頁背面有「天順玖年」字樣。可見此抄本所用公文紙的時間还是較早的。一般來説，明公文紙抄本的書都是小部頭的，或一册，或數册，部頭册數的多寡，都是取决於衙門里要處理的廢舊公文有多少。但根據記載，好像最大部的應推明藍格抄本《冊府元龜》一千卷。《冊府元龜》是大類書，一千卷，每冊五卷，裝二百零二冊，包括序文及目録。此藍格抄本舊為袁氏臥雪廬藏書。紙背皆公牘文字。
我所經眼的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不管哪種，用紙既薄又堅，但見公文之字極小，筆劃細若髮絲，摹寫工整絕倫，纖毫無誤，此種公文當用毫尖所為，有仿宋意味。
好多年前，我在收集翁方綱資料時，即見其有「敬惜字紙」一則。那是在嘉慶十年冬，翁方綱在自己的筆記中寫有「敬惜字紙類記」，云：「曰凡看書倦卧，慎勿置衽席間；曰夏月睡卧，勿持有字扇；曰買整刀之草紙，必截去其邊記字號，燒去而後用之；曰裱裝字帖，勿誤剪其字邊；曰紬緞機頭字號或花樣内卍字，皆勿作衣服下身用；曰筆管有刻字及器物有字者，殘廢不用即燒之；曰廁上不可手持書看；曰出恭勿携有字之燈籠；曰輿中看書，勿置茵褥；曰花爆紙邊寧作圖記，勿用字號；曰寫誤字刮去之紙末，須撮起，紙包裹焚之；曰包物簏紙，細看有字跡否？包茶葉紙尤慎；曰字紙勿裁條，勿搓撚；曰糊器物燒字紙之灰裹送江河，不可丢棄。」（見《翁方綱年譜》P。415）翁方綱當然是乾嘉間的重要學者，他的「敬惜字紙」，或可反映當時文人士子對待字紙之看法。實際上，「類記」中的每一條，我們都很難做到，或者説太複雜了，根本就没有什麼關係。但不管怎樣，古人愛惜物力，用無棄材的觀點，還是對的，就像明代公文紙印本、公文紙抄本一樣，都是利用廢舊過時之公牘檔册户口册籍所鈔一般。
沈津先生公文紙印本《重刊併音連聲韻學集成》 我不知道，古人的環保意識始於何時？但廢物利用，無論古人還是今人，都有愛惜物力之意。對於圖書來説，居然也有一種形式，那就是在宋元明代所特有的利用廢棄公牘的紙張刷印圖書，這種圖書的版本有其特定的名稱，即公文紙印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中「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專門叙述了《北山集》（宋官司簿帳）、《花間集》（宋册子紙）、《蘆川詞》（宋時册籍）、《洪氏集驗方》（宋官册紙背）、《集古文韻》（宋書狀）、《皇朝文鑒》（宋星命家言）、《方言》（宋交承啓札）、《雲仙散録》（宋官印册紙）、《歐陽先生文粹》（宋時公牘）、《爾雅疏》（元代公牘）、《歐公本末》（元代官册）、《漢書》（元時公牘）、《隋書》（明洪武行移文册）、《東京夢華録》（明初國子監册籍）、《僑吳集》（明人箋翰簡帖）、《李端詩集》（明弘治蘇州府官册）、《國語》（明成化册紙）、《國朝文類》（明中葉册籍纸）用故纸刷印之例。
所謂宋元明代的廢紙，應該就是失去時效的各種府衙文件、包括户籍、公牘、書狀、啓札等。就像今天某些單位撤消或合併，或遷移它處，舊時幾十年前的行政公文有些並無大用，或廢品回收站、或潘家園似的舊貨市場。我以為，宋元明代的這些属於公文紙印本的出版物，由於是取决於廢舊公牘的數量，所以當時印數一定不多，甚或多是官府所為，蓋因近水樓臺，節省支出，何樂而不為。也因為公文紙印本傳世不多，所以今天所存，都已成為珍本。「哈佛燕京」藏明代刻本1500部，僅有一部公文紙印本，那就是《重刊併音連聲韻學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明萬曆六年（1578）揚州知府虞德燁維陽資政左室刻公文紙印本，有康有為題記。此本為揚州知府虞德燁所刻。姓氏後有牌記，刻「萬曆戊寅孟夏梓於維陽資政左室」。按，德燁，字光卿，號紹東，浙江義烏人。隆慶五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给事中，遷揚州知府，陞廣西副使，以憂歸。此書用紙為公文紙，有「嘉靖四十三年」、「隆慶四年」以及「揚州」等字樣，可見是本為虞德燁在揚州任上用廢舊之公文紙所印。康有為題記云：「明板《韻學集成》，為吾南海孔氏嶽雪摟藏書，甲寅歸我萬木草堂。康更生記。」按，甲寅為民國三年，時康有為五十七歲。康先生或許是没有發現此本和萬木草堂中的其他藏書用紙有什麽不同，當然，他更不知道的是，現藏於浙江圖書館、中山圖書館等八館、日本内閣文庫的同一版本的用紙都不是公文紙印本，這真是所謂的「物以稀為貴」。公文用紙，其質較為堅韌，故背面可以印書。在公文紙印本中，最重要的當推宋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了，此是絕無僅有之國寶，書僅存七十六卷，蝶裝廣幅，餘卷紙背全是宋人書簡手劄真蹟，計六十二人三百餘通，及宋代公牘五十三件。印本是其背面。此為1985年，香港王南屏先生將家藏《王文公文集》及《宋王安石書楞嚴經旨要卷》捐獻與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則以落實政策為名，將200幅明清書畫與之交換。
公文紙印本背面的文字，雖説是廢紙所印，且大多一地一縣不成系統之史實，但却很難得。黃丕烈跋宋本《蘆川詞》中就說:「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略可考見，粳糯省文，皆從便易，雖無關典實，聊記於此，以見宋刻宋印，古書源流，多有如是者。」
然而，公文紙背面的文字，還可以作為版本鑒定之依掾。嘗見上海圖書館藏《漢隸分韻》七卷，原作元刻本。後與湖南省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刻本的複印件相核，為同一版本，也同浙江圖書館所藏。又細審上圖此帙，用紙為公文紙，紙背有「嘉靖三十年」字樣。故此本版本應作明正德十一年刻嘉靖公文紙印本。又曹元忠《箋經室遺集》卷十一有「元修宋槧牘背紙印殘本論衡跋」，云：宣統二年冬十月，偶遊廠市，見《論衡》殘本，自第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卷，字體方整渾厚，間有元時修補者，刀口極銳，筆畫瘦挺，印以延祐五六年牘背紙，遂以重值購歸。紙為紹興路總管物，背有縣尹何玉給由，縣尹趙好禮給由，並題延祐六年上半年，可証此殘宋本尚是元修元印。向來藏書家於此書，每謂元時重刻慶歷五年楊文昌本，豈知元時補刻，而非重刻，且元時補刻乾道丁亥洪適本，而非重刻慶歷五年楊文昌本，皆可據此正之。
明代的公文紙印本，偶然還能見於拍賣市場。曾讀中國嘉德2008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目録，有《王諫議集》一種一冊，漢王褒撰，明崇禎間婁東張氏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用明嘉靖公文紙印），拍賣價八萬至十二萬元。一本叢書零册，本來也算不上什么善本，就因為用的是明嘉靖年間的公文纸，居然價格就升騰百餘倍。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於2007年從古籍拍賣會上徵得明嘉靖四年（1525）蕭鳴鳳刻公文紙印本《魯齋遺書》（殘存八卷），此本背面有明代九疊篆官印，為公文紙。可惜的是，價格我就不知道了。
這些年來，我所看到的有關宋元明時公庫常用故紙廢牘印書的記載，還有陸放翁《劍南詩稿》紙用宋人詩稿；《三國志•魏志》紙用乾道、淳熙兩朝官牘；《爾雅疏》，為宋刻明初印本，印紙為洪武二年公牘，多蕭山、山陰二縣之事，是必在杭州印造。《史記》一百三十卷，宋刻元明遞修本，全書用弘治公牘紙，紙背有官印，有硃筆批判，至饒古意。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桯史》十五卷，宋刻元明遞修本，紙背為明成化十八年（1482）丁糧供狀；宋刻眉山七史本中的《魏書》中有四十一卷用元代公牘紙印，紙背多有延祐、泰定、元統、至元等年號。又一部存帝紀十二卷、列傳五卷，用明南京都督府諸衛各倉及馬草場公牘紙印，紙背有成化年號；美國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文選雙字類要》三卷，此書紙背皆明時攸縣公牘文字，原為獨山莫棠藏書。據説，有人曾有統計，公藏的公文紙印本海內不過八十餘部（含全帙、殘本）。這或許是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及台灣地區、美、日等地圖書館的書目中統計出來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