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新文学线装木刻，《梁启超评胡适哲学史大纲》，原装1册完整，为五四新旧文学斗争的一个缩影，哲学史大纲引发的争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2月，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而言，这部书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就他个人而言，却是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
但梁启超对此书一直颇有微词，1920年10月18日因《清代学术概论》致信胡适时还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写这封信。这次北大哲学社邀他讲座，他认为机会来了。
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作了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的演讲。
梁启超的这次演讲，一共讲了两天，每天两个小时。数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听众对梁氏的演讲作了如下的描述：
……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两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到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
胡适在北大
胡适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
他在演讲现场也许还碍于情面不好发作，但当晚写日记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不可阻挡地爆发了：
他今天批评我讲孔子、庄子的不当。然而他说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过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说，庄子认宇宙为静的！这话更奇了。
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
最后他还表示：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时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样）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惺惺相惜学术传承
学术上的交锋，但两人并未成为敌人，梁启超在胡适心中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一直是胡适敬重的学术前辈。
1929年1月19日，得知梁启超病重，胡适匆忙赶往北京，到达时梁启超已经过世。
“殊不料任公此时已死了八点钟了！”胡适在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那个曾经的偶像、对手，再也无法与自己争锋和交流了。
梁启超
次日，梁启超大殓，胡适说：“我来迟了八点钟”，他内心感念梁启超对自己的恩惠和提携，不觉潸然泪下。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其实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演讲批评我的《哲学史》……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有机会多同他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