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清光绪江南制造总局刊本《董方立遗书之算学》7卷原装一厚册(著名算学名著、名家旧藏、特大开本,流传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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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佑诚
年代:清光绪
尺寸: 29.3 × 17.5 × 1 cm
纸张:白纸
函册:1册
品相:八五品
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清光绪江南制造总局刊本《算学十书》之《董方立遗书之算学》7卷原装一厚册,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邊。开本长宽:29.3*17.5厘米,下部微有水渍。代表性照片如图所示。本书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名家名著,著名算学名著。董佑诚(1791-1823),字方立,江苏常州人。少时家道中衰,生活困窘。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随兄客居北京前,曾广游天下,兴趣及至经史、地理学及数学等方面。居北京后,专攻数学,且著作不少,《董方立遗书算术》是清董佑诚撰数学书。七卷。其书包括《割圆连比例术图解》三卷,《椭圆求周术》一卷,《堆垛求积术》一卷、《斜弧三边求角补术,一卷,《三统术衍补》一卷。主要成就为三角函数展开式的研究。从一群戍连比例的几何线段人手,探求全弧通弦与分弧通弦的关系,同时发现全弧中矢与分弧中矢的关系。通过逐次等分弧已经认识到“如是至亿万分,则弦与弧合,而求弧与求弦,亦用弧如用弦,一弧之数,即众弦之合数矣。”这是一种解明的微积分思想。作者与明安图得出相同结果,而认识高于明氏。《割圆连比例图解》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其他四书戍书于道光元年(1821)。去世后由其兄董基诚整理其遗稿于北京刊刻以《董方立遗书》之名刊刻出版9种16卷。割圜连比例嘉庆二十四年(1819),董在北京友人朱鸿处见到张豸冠的抄本《杜氏九术》(实际为明安图的九个公式),运用割圜连比例法、垛积术和级数回求法,得到有关弧与弦矢互求的四个解析表达式,在三角函数幂级数展开式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该书上卷记述“有通弦求通弧加倍几分之通弦”、“有矢求通弧加倍几分之矢”、“有通弦求几分通弧之一通弦”和“有矢求几分通弧之一矢”等董氏四术,所谓“杜氏九术”可由此四术推衍而出。卷中运用割圜连比例法和垛积术的新结果,归纳出上述前两个公式。卷下运用级数回求法推导出上述后两个公式。《割圜连比例图解》收入《董方立遗书》二是版本好,难得的上海制造局刻本。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兴办晚清最重要的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最初设址在虹口,1867年扩大规模,遂迁至城南高昌庙镇。经徐寿、华蘅芳等人建议,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成立翻译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翻译西书机构。译书方法是西译中述,即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并润色。其翻译原则为:沿用中文已有名称;若无中文名称则创立新名;所创新名汇编成《中西名目字汇》。翻译馆自设印刷机构,印刷方法大多雕版木刻,后采用活字版。纸张是连史纸、赛连纸。根据1909年翻译馆所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统计,该馆先后共译书160种,是中国近代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机构。其译书的具体内容有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交涉、算学、图学、史志、船政、工程、电学、政治、商学、格致、地学、天学、学务、声学、光学等方面。 最早出版的书是《运规约指》(傅兰雅、徐建寅合译,1870年出版)和《开煤要法》(傅兰雅、王德均合译,1871年出版)。本书就是其中著名的出版物之一。三是我国著名古籍版本鉴定专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本书为我国古籍版本权威专家、著名古籍收藏家杨成凯先生旧藏——清光绪探花、凤阳知府冯煦将自己编纂的《凤阳府志》送给收藏家刘文耀之物、聚珍木活字本、有八副凤阳府地图,可读、可赏、可收藏、可增值,是难得的收藏佳品!杨成凯(1941.9-2015.8),)是著名语言学家、古籍鉴定专家、国家级古籍版本权威专家、古籍收藏家。作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为《中华再造善本》《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编纂出版作出很大贡献;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杨成凯先生作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委员,全力参与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对青年人才成长给与鼓励支持,在业界享有崇高威望,对古籍保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举凡讲座、评审、会议、展览、审稿等,无不有先生的身影。孟宪钧先生有文“杨成凯:京城书友君第一”文中写到:杨成凯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知名的古籍版本研究鉴定专家,也是一位收藏颇丰的藏书家。他曾先后参与中华善本再造工程、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策划出版等,2007年开始参与了历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他青年时生活在天津,后移居北京,1978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他所学专业是汉语语法,学术功力见于专著《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但他钟情古籍,版本目录学造诣极高。杨成凯藏书极精。据我了解,他藏有历代词集千余种,仅清词就达六七百种,其中不乏秘本、抄本、稿本,所见有康熙刻《十家宫词》(叶德辉跋)、《西昆酬唱集》《绝妙好词》等。他以林夕为笔名,在《读书》《藏书家》等杂志上发表多篇版本考证文章,如《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版本之谜》《从的版本说起》《绝妙好词》等,考据翔实,文采斐然,后结集为《闲闲书室读书记》。其中在《读书》杂志刊发的《说初印本》《说残书》等系列文章,堪称书话之作的典范,我认为是继黄裳先生之后最佳的书话写作。我个人认为,好的学问家要有三个条件:天资;勤奋;名师指导。杨成凯三者兼备,人极聪明、刻苦,所以能成为名家,被大家尊为古籍界的头把交椅,称他识途老马。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常去琉璃厂访书,时时相遇,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他生于1941年,长我六岁,但在古籍方面的学识与研究,比我渊博深入,至今不可企及。那时我住鼓楼,几十平米的小房子,他与中国美院的范景中先生常常来我家,三人一聊书就到深夜。多年来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交流藏书心得,切磋版本疑难。我遇到什么问题,总会首先向他请教。2007年,我们作为“唯二”的编外人员,参与了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他主持“集”部,我参与金石碑帖。那一年,还有件轶事。我们与国图古籍馆的程有庆、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一起去上海普查,一位老藏家的后裔声称手里有两册《永乐大典》原本,想要鉴定。我们当时并没抱什么希望,但还是去了。其中一册一看就知是民国时期的影印本,但另一册,从内容、文字、装帧看,竟然就是《永乐大典》原本。大家惊喜过望,马上请杨成凯执笔,写成书面材料连夜上报国家文物局。此后经过四次大规模专家鉴定,确认这是《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韵“湖”字一册,终于由国图以800万购藏。范景中纪念杨成凯文章“天假我一年,我将把三本书写完”写到:外界看,成凯先生最负盛名的也许是他的词籍收藏了。有一次我们拜访黄裳先生,出来他告诉我,他的词籍总体质量逊于黄裳,但数量绝对过之,清词有六百多种。我听了心中一惊,印象中好像施蛰存先生有三百多种,他竟倍之,真是花了巨大的心血。朦胧中觉得成凯先生收藏的珍本必定有不少绝品,不过,从未问过。有一次他得意地说起叶德辉旧藏并跋的《十家宫词》就在他手,黄永年先生想跟他换,他舍不得云云。我还知道他收藏有小宛堂本《玉台新咏》,他本人也非常看重此书。1995年前后,他来杭州出差顺便到我家看书,极为推重有两部,一是吴兔床旧藏抄本《日知录》,另一就是莫友芝旧藏的赵刻《玉台新咏》。后者因其初刻初印给写入了他的名篇《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版本之谜》。前者他曾向中华再造善本推荐,以其篇幅最为完善之故。我看他阅书时总是轻手轻放,好像生怕伤掉了书本的一点血肉,一丝筋脉,这也让我理解了他的珍本为何决不轻易示人,恐怕是一经翻检,气息、书香就会受损、消散吧。他是一位真心爱书,一心为书续命的人。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情感,他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了古籍知识的普及上,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毫不保守地回答大小藏书家各种问题的热情,是他生活中的感人画面之一。他的古籍版本十讲,是他生死逼迫间还念想着出版的第三部书,好在它已成稿,古籍爱好者都将会读之受益,谢以感恩。《闲闲书室读书记》是杨先生第一部有关古籍版本的著作。先生此书语言精练,对古书的那些事一一从容道来。所收录文章有夫子自道,有古书版本考索,有专业书籍书评,有版本宏观概要,探讨有词集题跋综观,全书既从容亦广博,闲闲两字名副其实。杨先生从小受古旧书籍的熏陶,又因为曾发愿要校订词律,于是收集词集,走上了古文献的无归之路。在研究语言学之余,特别关注古籍,尤其是词学古籍,广收博取,闲闲其中,从世纪年代开始,杨先生先后在读书上发表了多篇相关文。计有《关于》《书痴痴乎哉》《清词丽句说周密》,《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等篇,从本书前言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沉潜古籍的主要原因还是个人的生活和读书的经历这一点,在出版于1996年的《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一书中,已略显端倪。在这部纯理论著作中,作者虽然花了很大的心思要建立一个关于语言学元理论的宏大建构,但也流露了作者的怀旧情结,作者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弁言》中细致地回忆了当年购买吕叔湘先生的语言学书籍的故事,又流露了对华罗庚先生自学成为数学家的心仪。本书则更进一步自我呈现:卷一的四篇是作者对古书的个人感悟和理性思考,同样是怀旧与逻辑的交织物,如果说语言学理论是一种玄学的话,古籍版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实学。杨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可以说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悠闲游走。这也是杨先生的古籍版本研究与其他他学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杨先生的古籍研究,除从古籍的内容、形制、存世情况等几方面着眼,还特别注意古籍个例的研究与模型式的综合分析的结合。在综合分析方面,作者曾撰有《古书版本知识十讲》《古书版本的价值观》《古书版本面面观》等文章。大概由于本书所收是闲散文字,注重可读性和趣味性,所以上述几篇都不见于本书,甚为可惜。本书收录的是对明刻本清刻本初印本残本的概要分析,通过片段的理性思考,从而将古籍版本提升到理论的层次。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古籍的认识。唯有在读书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问题。关于同一书雕印时出现的版本与印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往往因注重版本,而对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则未予以足够重视。作者对此根据自身的阅读体验,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朱孝臧刻《宋词三百首》,初印本有异文讹字,如“怎”作“乍”,“往”作“住”之类,后印本悉已更改。但后印本又有补版增添了新的错误,如“占”作“古”,“池”作“他”之类。又如清光绪二十五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梦窗词甲乙丙丁稿》三种不同印本,在校字上有出入,最初印本十六处校字,九处未改,白纸本六字未改,黄纸本二字未改,这些细微的差异,非认真比勘不能了然于胸。对此,乔秀岩与杨先生有不谋而合之处,乔氏云:“尽量多接触版本同一种版本,也要尽量多看不同印本,通过观察不同印本之间的差异、变化,形成一种版本的概念。一种版本从刊刻完成开始,每次印制条件不同,经反复修补版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若要全面了解,只能多看不同印本。好比要了解一个人,需要尽量多接触。”身为学者的杨先生,通过自己的读书藏书的切身体会,提出把古籍的最后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看书读书上。他写道:“除了多看古籍版本目录和题跋,扩充自己的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多接触实物,细心观察,逐渐积累经验,……,最重要的还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无论鉴赏还是收藏,都要读书通过读书,可以获得真正的乐趣。多多比较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对古书的版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杨先生的切身体验,值得从事古籍版本研究的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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