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本原装旧藏四册全，白纸刻印较好，厚册，小本，精巧客人，内容诙谐有趣，把玩上佳，周大辐藏书！！！
记述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多记正史所不详述者，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缦堂读书记》）。书中还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可以窥见当时文人风貌之一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这部书共有十五卷，一百零三门，按内容分门系事。
首先，它对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记载甚详。《唐摭言》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科举为中小地主开辟了入仕途径。这在《唐摭言》中也有反映。书中列举了“孤寒”及第而登高位的事例，“随僧斋飡”为“诸僧厌怠”的王播，便是流传甚广的一例。唐王朝利用科举特别是进士试，刺激、网罗了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调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封建统治。唐太宗对此颇为得意，《唐摭言》记述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书中还记载，唐代科举的试卷不糊名，取录进士除看试卷外，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应试者平时的作品和声誉。因之，应试者必须向“先达闻人”尤其是“通榜”者（参与决定取录名单的权要）呈献自己平时的力作，争取他们的“拂拭吹嘘”。这在当时被称为“行卷”。“行卷”多而且滥，以至“公卿之门，卷轴填巷，率为阍媪脂烛费”。一些主试官不得不规定“行卷”数量，有的对送来的作品连看都不看。诚然，也有甘当后进的知己、不遗余力提拔新生力量的人。《唐摭言》也生动地介绍了韩愈、皇甫湜奖掖牛僧孺和吴武陵力荐杜牧的事例。)
科举虽较隋唐前的荐举、“九品官人法”得人，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因其与文人的命运攸关，故竞争特别激烈，据《唐摭言》载，请托、通关节、场外议定名次等无所不有。什么“表荐及第”、“敕赐及第”、“落第重收”也屡见不鲜。裴思谦拿着宦官仇士良的信逼着主考官高锴非给“状元”不可；郭薰因和丞相于琮有“砚席之交”，进士考试尚未揭晓，就在百官到慈恩寺行香的时候散发署名“新及第进士郭熏”的“彩贴子千余”。上述种种，正如王泠然所说：“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有行有才”之人，因“无媒无党”，则“不得举”，只能“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唐摭言》披露的许多事实，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科举的流弊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很有意义。此外，《唐摭言》还记载了进士考试的制度、礼仪、活动、科举同两监兴衰的关系及“场屋”中的趣事等。正因如此，后世著作凡谈及唐代科举制度都往往从中援引资料。
其次，《唐摭言》记述了当时的文士风习，汇辑了一些诗人墨客的遗闻轶事。笔者粗略统计，全书出现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载有诗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几十人，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我们从中可窥见唐代一些诗人、文士的生活风貌，他们之间的交往，当时人对他们及其诗文的评价。有唐一代诗人很多，正史有传的却不多。《唐摭言》汇辑的一些资料，能在某些方面弥补正史的不足。贾岛是中唐的一位重要诗人，但可供稽考的资料很少，有关他的各种传说，大都散见于私人著述。《唐摭言》所载他“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肆侮”武宗皇帝等故事便很有价值。关于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的记载，不见他书，从而为研究戴叔伦生平提供了新线索。至于本书载的白居易以歌诗谒顾况、柳公权奉敕赋诗救宫嫔、孟浩然遇明皇而“无官受黜”、薛令之“以诗自悼”而被明皇逐出宫廷等轶事，都是很珍贵的文学史料。《唐摭言》收集的拾金不昧的裴度、愿娶独眼女的孙泰、解囊济人危困的郭元振、拜小吏为师的李相，还有不为“状元”名位所诱、不“轻负至交”的白敏中等故事，是历代传诵的佳话，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又次，《唐摭言》保存了唐代许多诗人的零章断句。如卷六《公荐》门载有崔颢的《荐樊衡书》，后为清代编辑的《全唐文》所收录。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崔颢的文章留存至今的仅此一篇。若无《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传。吉中孚，系“大历十才子”之一，但其诗止存一首，文则荡然无存。《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门却载有他的判词数句，弥足珍贵。类似例子还有。王定保留意收集诗人名士本集和别集所失载的诗文，片言只语也不遗弃，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之便，这个贡献是不应抹煞的。
王定保以《唐摭言》为书名，含自谦意。“摭”，就是拾取、摘取。实际上，他不仅记述、汇辑了丰富多彩的资料（其中有几条资料已注明是从《国史补》、《实录》转引的），进行了加工、整理、分类，而且根据儒家经典和传统道德，结合各门的内容，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写了二十多篇《论》、《赞》，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评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明确的所是和所非，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述有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唐太宗设置进士科“志在牢笼英彦”、“为官择人”。他对“贵彼生知，耻乎下学”的浮薄风气很不满意，认为“风教颓圮，莫甚于此”；主张“人无常师，主善为师”，赞赏李相“北面而师”小吏的精神，称之为“旷古一人”！他论述才与识的关系时说：“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要成为“君子”，必须“美才高识”。这里讲的“识”，含有“德”的内容。唐代的诗人大都嗜酒，以致经常发生杜甫醉登严武床一类的“酒失”。王定保论道：“沈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他还指斥了文士“惜名”的风尚，说：“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王定保在《论》、《赞》中提出来的某些观点，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摭言》带有一定的考证性质，所载材料比较信实可靠。因为王定保是五代人，离唐代很近，他又“乐闻科第之美，尝咨访于前达间”，“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向他提供材料的有陆扆、吴融、李渥、颜荛、王溥、王涣、庐延让、杨赞图、崔籍若诸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显贵或名士。如陆扆是丞相，吴氏是翰林侍郎又是作者的岳父，王溥是他的“从翁”，庐、杨、崔三氏则和他同年举进士第。所以，书中所载多是他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的事情。《唐摭言》一书，颇受后世著作家重视。宋初编《太平广记》，于它几乎十收八九；宋代余江人计有功撰《唐诗纪事》，也多取资于此。清代的《四库全书》收录了《唐摭言》，并且在提要中指出：“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清代文学家李慈铭虽认为王定保“识趣甚卑”，“所载多委琐”，却也不能不肯定《唐摭言》的价值，指出其“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在我们今天看来，《唐摭言》对于了解、研究唐代的社会、教育、科举、文学及人物，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的内容很荒诞，宣扬了迷信和因果报应。在结构编排上有些混乱，本是分门系事，但有的“门”和“事”不相符，或同一事分系两门，前后重复。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
王定保(870～940)，吴融之婿。南昌（今属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进士及第,为容管巡官,后遭乱不能北返，入仕南汉。大有十三年 (940)，由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王定保，五代时南昌人，字翊圣。其生平事迹，人们知道得很少，据《十国春秋》、《五代史》，知他生于唐咸通庚寅岁（870年），卒年不详，据《四库全书提要》说，当在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年）以后。他早年曾与安徽的曹松隐居庐山，唐光化三年（900年）中进士第，随后南游湖湘，任容管（今广西南宁市南）巡官。这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即“避难”于广州，在节度史刘隐处为幕客。公元917年，刘隐去世，其弟刘龑图谋称帝，建立南汉国，担心王定保不服从，于是派遣他出使荆南。当他完成使命返回时，刘龑已登基做了南汉皇帝。为了安抚王定保，刘龑派大臣前往迎接，主动告诉他称帝建国的事情。王定保没有表示反对，但对故意把他支使开的做法很不满，因而讥讽道：“建国当有制度，吾入南门，清海军额（唐朝节度使匾额）犹在，其不见笑于四方乎？”刘龑知道后苦笑说：“朕备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讥矣。”王定保此后一直在南汉国任职，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善文辞，曾写过一篇《南宫七奇赋》，“一时称为绝伦”。他“雅好著述，老而弥笃”，《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